因而在专制帝政统治下

此种文化上之同化力,有时令吾人忘却中国内部尚有种族歧异、血统歧异之存在。仔细观察则抽象的“中国人民”意识消逝,而浮现出一种族不同之印象。他们的态度、脾气、理解各个不同,显然有痕迹可寻。假使吾们用一个南方籍贯的指挥官来驾驭北方籍贯的军队,那时立即可使吾们感觉,二者不同性之存在。因为一方面,吾们有北方人民,他们服习于简单之思想与艰苦之生活,个子结实高大,筋强力壮,性格诚恳而忭急,喜啖大葱,不辞其臭,爱滑稽,常有天真烂漫之态,他们在各方面是近于蒙古族的,而且比较聚居于上海附近之人民,脑筋来得保守,因为他们对于种族意识之衰颓,如不甚关心者。他们便是河南拳匪,山东大盗,以及篡争皇位之武人的生产者。此辈供给中国历代皇朝以不少材料,使中国许多旧小说描写战争与侠义者均得应用其人物。

复南下而至广东,则人民又别具一种风格,那里种族意识之浓郁,显而易见,其人民饮食不愧为一男子,工作亦不愧为一男子;富事业精神,少挂虑,豪爽好斗,不顾情面,挥金如土,冒险而进取。又有一种奇俗,盖广东人犹承受着古代食蛇土民之遗传性,故嗜食蛇,由此可见广东人含有古代华南居民“百越”民族之强度混合血胤。至汉口南北,所谓华中部分,居住有狂噪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,中国向有“天上九头鸟,地下湖北佬”之俗谚,盖湖北人精明强悍,颇有胡椒之辣,犹不够刺激,尚须爆之以油,然后煞瘾之概,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。至湖南人则勇武耐劳苦,湘军固已闻名全国,盖为古时楚国战士之后裔,具有较为可喜之特性。

循扬子江而至东南海岸,情景便迥然不同,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异。他们习于安逸,文质彬彬,巧作诈伪,智力发达而体格衰退,爱好幽雅韵事,静而少动。男子则润泽而矮小,妇女则苗条而纤弱,燕窝莲子,玉碗金杯,烹调极滋味之美,饮食享丰沃之乐,懋迁有无,则精明伶俐;执戟荷戈,则退缩不前;诗文优美,具天赋之长才;临敌不斗,呼妈妈而踣仆。当清廷末季,中国方屏息于鞑靼民族盘踞之下。挟其诗文美艺渡江而入仕者,固多江南望族之子孙。

因往来贸易而迁徙,与科学时代应试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结果,自然而然稍稍促进异种人民之混合,省与省之差异性乃大见缓和,然大体上仍继续存在着。

所谓“中国人民”,在吾人心中,不过为一笼统的抽象观念。撇开文化的统一性不讲,———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之基本要素。南方中国人民在其脾气上,体格上,习惯上,大抵异于北方人民,适如欧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异于诺尔民族,幸而在中国文化之轨迹内,只有省域观念之存在,而未有种族观念之抬头,因而在专制帝政统治下,赓续数世纪之久,得以相安无事。历史上复遗传下来一种宝贵的普遍法式———文字,它用至为简单的方法,解决了中国语言统一上之困难,中国文化之融和性,因能经数世纪之渐进的安静播植,而同化比较温顺之土著民族。这替中国建立下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的友爱精神,虽欧洲今日犹求之而不得者。就是口说的语言所显现之困难,亦不如今日欧洲分歧错杂之甚。一个欧洲籍人倘旅经西南边境如云南者,虽略费麻烦,仍可使其意思表达而为人所懂,语言的技巧在中国使其拓植事业逐渐扩展,其大部盖获助于书写之文字,此乃中国统一之显见的标识。

林语堂(1895—1976),福建龙溪人。现代著名作家。1919年赴美哈佛大学留学,1922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留学,1923年获博士学位。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。1926年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。曾主编《论语》、《人间世》、《宇宙风》等刊物,1935年赴美,在美国用英文写成《中国人》、《京华烟云》、《风声鹤唳》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。1966年定居台湾。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。1976年在香港逝世。